吴晓波要不要救溺水民企

吴晓波：要不要救溺水民企？

今天若到浙江温州、广东东莞和佛山去调研，你会看到十分惊恐的景象：激流之中，一群又一群的“溺水者”百般挣扎，呼号连天。而在岸上，又有数群人围观，他们有的在激烈地争论是否要施以援手，有人则拿出各种款式的“救生圈”，做出援救的种种姿态。　　关于要不要救的声音，基本上来自长江以北的政学两界。他们认为，这是高利贷者们咎由自取的末日，凭什么要拿纳税人的钱去救他们？而且，即便是救了，也没有一分钱会落到实业者的手中。　　持这一观点的人真应该到现场去看一看。据我的观察是：资金危机从根本上来讲是实业的危机，高利贷只是“岸床变窄，水位抬高”的结果呈现。　　试以温州为例。在这一地区，高利贷的历史几乎与改革开放的历史一样悠久。此地是中国个体私营经济最早的萌芽地，早在1984年就出现了第一家民营钱庄，它的木牌子只挂出一天，就被当地政府以“不符合中央政策”为由给强行摘下了，从此，钱庄转入地下。在过去30多年里，民营企业在信贷上所遭遇的窘境可以用3个70%来形容：他们解决了70%的就业人口，可是只有70%的企业得到过银行的贷款，而这些贷款中有70%是一年期以内的短贷。所以，长久以来，“非法借贷”和“短贷长投”是一个普遍而危险的现象。　　温州高利贷第一次爆发重大危机是在1986年。1993年的通货膨胀时期，又出现过一次。其后十四年时间，高利贷一直存在却未出现重大危机，而浙粤等地民营企业能够迅速壮大，与这里有一个活跃的民间金融环境有很大干系，一个最显著的事实是：在1990年代后期到2004年的历次宏观调控中，浙江和广东的民营企业比其他地方的企业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你只要走进温州就会发现，此地民众对高利贷者并非像外界所想象的那么咬牙切齿，相反，其游戏规则一直比较规范——在中国历史上，民间信用从来高于政府信用——从干部到教员，很多人及家庭都有参与民间借贷的传统。　　高利贷再一次拉响危机的警报，是在2007年。2007年到2008年，在浙江的温州、绍兴地区相继发生了大型民营企业连环倒闭风波，“飞跃事件”和“纵横事件”轰动全国，当时政府参与解困的办法是：以土地注入的方式，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帮助企业进行重组。幸运的事情随即发生，进入2009年之后，房产市场反弹火爆，最终，政府、银团和企业通过土地性质的改变及出售转让，集体解套。　　那么，今天，我们的手里是否还有这样的“救生圈”？　　从改革史的角度看来，三十余年以来，历次民营企业发生危机，从来没有一次是靠中央政府的政策获得解救的，此次，恐怕也难例外。所以，“放松银根”难以立见成效——况且，七成以上的中小企业从来与“银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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