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与中国模式论

“中国模式”与“中国模式论”

在当下“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有两个相互关联但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一个是“中国模式”，一个是“中国模式论”。我认为区分这两个概念有助于厘清研究的对象和自身的逻辑。所谓“中国模式”，作为一个研究课题，需要做的是对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之路的实证研究和经验总结；而“中国模式论”则是一些“新左派”学者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的理论范式，它试图说明中国不是一个普世价值观念维系的现代化国家形态。对之，所需要做的是回应和批判。　　回到“中国模式”这概念上，我不赞同这个提法。首先，中国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和普遍性尚不具备实践和历史的验证；其次，从本质上讲中国仍处于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之路都会有自己的特征和元素，这是由它的文化历史传统及外部环境约束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选择可以背离现代社会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还是称“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更为准确。　　中国的转型就其路径而言，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是渐进式的。这个渐进的过程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包括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前者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后者表现为在基本保持原有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下优先实施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称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渐进式改革的核心是对内放松管制，对外实施开放。说邓小平是改革的总设计师，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因为邓小平更多的是强调社会主义不是什么，我们应该抛弃什么，而没有具体地描述未来的目标模式及其实现的路径。他把这个问题交给社会，交给民众，让他们在实践中去探索。因此他的伟大贡献不是设计蓝图，而是“拆除”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障碍。　　第二个特征是在渐进转型过程中必然会有很多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比如政府主导，在当时是有合理性的，市场不发育、法治不健全，无论从发展还是改革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强势政府恐怕很难避免，这在当时也容易形成共识。但过渡性的制度、政策可能因观念的影响和利益集团的挚肘被固化和变形，成为转型的障碍甚至导致转型目标的偏离，这就是今天我们对所谓“中国模式”争论的实质。　　在价值观上，中国人的价值偏好与普世价值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两者的通约是本质的，差异是形态上的。否定价值观的普遍性，将不同特色的价值取向归属为相互对抗的阶级属性是僵化的意识形态表现，这样一种价值观和历史观只会导致对抗而不可能构建和谐。　　在对“中国模式”评估的同时，我们还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模式论”的兴起。“中国模式论”是经过包装之后的一个理论范式，它同样是基于对中国三十多年经济增长和政治、社会制度变迁的实证分析，但其范式却导致了不同的结论。简而言之，它将中国转型过程中被固化和变形的过渡性制度安排视为制度的创新，而不是需要进一步改革的问题。这种观点最早是由雷莫在“北京共识”这篇非学术性的文章中提出，经过一些“新左派”学者的理论包装后开始流行，在全球金融海啸暴发后更是膨胀起来。对这套观点我也大体看了，比如“社稷理论”、“党国理论”、“通三统”、“县级竞争理论”等，我觉得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价值取向。经济增长能否构成评价社会进步最重要的指标？且不说增长的代价、增长的可持续性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性，更为重要的是增长后面的价值正当性是什么？是为了“富国强兵”，还是为了使每个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更好的保障？对此，“中国模式论”的表述是苍白的，拿不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我认为，现代价值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经济如同一部火车头，它可以提供动力，价值则是火车的轨道，轨道偏了，火车头的力量愈大，离现代社会的目的地就愈远。　　第二个问题是分析框架或称范式。“中国模式论”宣称在他们的范式中没有政府与市场、专制与民主、自由与秩序、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这些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要素，代之的是主权、社稷、稳定、经济增长等。库恩认为范式是指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自洽的稳定性的解释模式，是科学方法论的高级形态，是有普遍性的，即为同代学者共同体所认同或分享的方法论。“中国模式论”在宣扬其观点之前首先要论证其自创的范式的科学性、普遍性及内在逻辑的一致性。第三，“中国模式论”发散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味道，对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和国际影响应当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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