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挂钩中产社会发展

“中国梦”挂钩中产社会发展

专访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如今的“中国梦”也应打造为符合中国广大中产阶层价值观和追求的目标

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亮相以来这段时间，“中国梦”成为媒体、坊间讨论的高热度词汇。在民族复兴的宏观愿景之下，“中国梦”有着哪些具象内涵？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华裔学者李成认为，中国将在未来15年到20年真正步入中产社会，“中国梦”从内容到外延可以与这一发展趋势相合拍，以期产生最大凝聚力。　　“中国梦”的现实基础　　“中国梦”并非新词。15年前，西方学者，尤其是华裔学者和第二代移民，曾掀起一波研究“中国梦”的热潮。15年后，这股研究热潮再度兴起之时，“中国梦”被注入更多内涵。　　李成认为，结合现实，如今的“中国梦”应打造为符合中国广大中产阶层价值观和追求的目标。　　《财经国家周刊》：您刚从中国归来，对十八大后的中国社会现状，或者说“中国梦”现阶段的现实基础，有怎样的观察？　　李成：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处于执政“蜜月期”。党内目前团结围绕在习近平周围，国内民众普遍对新领导班子抱有很大好感和期待，最主要的期待还是落在经济改革部分。　　与此同时，部分社会矛盾有激烈化的信号，短期内预计各类事件所引发的言论或理念冲突还会持续。其中，环境污染问题紧迫性大幅提升，需有关部门早日推出有力举措或表达强硬姿态。必须意识到，公共健康问题将成为今后一二十年内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因素。　　《财经国家周刊》：在您眼中中产社会的过程中，“中国梦”的内涵是什么？　　李成：和中产社会发展势头相合拍的“中国梦”内涵应包括三个方面。首先，经济状况改善。以“美国梦”为比照，在这个移民社会中，中产阶级对个人财富及成功的追求是“美国梦”持续的发展动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产阶级地位下滑、实力缩水等现状则对“美国梦”提出挑战。　　其次，在国家富裕及个人经济基础稳固之上，中产阶层还关注人格尊严、平等机会、公共健康、环境保护、民主、法制以及国际事务中的和平策略等“软实力”内容，“中国梦”应有相应体现或提倡。如果简单讲“中国梦”就是一个国家强大、财富积累，而忽视环保、健康、尊严等方面，是无法成立的。　　最后，“中国梦”的提出和实践也应逐渐受到外部世界的普遍接受，中国在强大路径上拒绝边缘化。中华文化具有非常积极、包容性强的内容，具有普世价值，但也需要结合当前的世界潮流来传播。　　比如，西方强国曾在相当长时间否认中国有市场经济，但现在已大部分接受这一现实，并认可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具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同样能带领中国形成强大而健康的公民社会，外界观点会随着中国的实质性变化而逐渐改变。事实上，中国学界、媒体等层面一些技术性处理已做得比较好。　　“中国梦”的实现过程是渐进过程，也会不断遭遇现实的挑战。再看“美国梦”，其实美国民主制度并不完美，国内矛盾也较为严重，“美国梦”也是不断争取的过程。　　中国的“中产阶级”　　1996年，李成将在上海生活两年、专心研究写就的当地“中产阶级”兴起的著作交给美国出版商时，却遭到对方拒绝：“中国哪有中产阶级？”十几年后，在中国研究“中产阶级”的著作不下百种，而且获得西方学界认同。　　何为中产阶级？在中国乃至世界，这都是一个真实存在而又难以定义的群体。中国社科院学者采用综合性定义，包括收入、消费、职业和自我意识四个方面。有美国研究机构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达5~7亿人之多。　　李成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目前有3亿规模，随着税收制度的健全、贫富差距的缩小等，其规模也将随着重新定义而有变化。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近几年或未来中产阶层的上升空间如何？　　李成：中国社会现在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中产阶级规模还在以1%的速度每年递增，预计今后15年至20年内比例将达到人口40%，形成符合定义的中产社会。　　不过，最近三四年中产阶级有些萎缩，这与人口红利缩小、整体劳力等情况发生变化有关。以廉价劳动力为主、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不再适合中国，而要以创新、服务行业来带动。新一届政府会在这个问题上有大动作，民营经济需要进一步发展而不是萎缩，否则下一轮经济增长点恐怕很难坚持下来。另外，一个近几年令人不安的情况是，中国公务员的录取比例只有1.5%~1.6%，与十几年前下海潮形成鲜明对照。周立波说过一个笑话，大意是一个工作机会有8000个人来申请，老板扔掉7000份简历，因为“不喜欢没有运气的人”。　　看似笑话，却反映出现实问题。大批人涌入央企和政府部门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影响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新领导层应该扩大中产阶级的生存余地，特别是在市场经济领域做更好的恢复。但我也相信，中国改革开放会不断纠正自己出现的问题，继续让更多民众致富、成为中产阶层的一员。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中产阶层现阶段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李成：挑战有很多。其一，缺乏投资途径，房地产几乎成了唯一；其二，他们对腐败深恶痛绝；其三，他们要寻求更多发言；其四，很多事情的重要性现在不断上升和凸显，如公共卫生、子女教育、社会稳定、生态保护等。最近抗议建化工厂等事件都发生在城市，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不断发生，也会影响到执政者的信誉和地位。　　可以肯定，21世纪的治理应该不同于20世纪。迎合中产阶层利益不仅是中国议题、也是世界性的议题。美国选举、欧洲选举都是打着中产阶级的旗号。《财经国家周刊》：在私营经济领域如何调整来扩大中产阶层的机会？　　李成：一是减税；二是给私有中小企业贷款，不能让他们自生自灭。现在对年轻人来说创业成功机会有些渺茫。我去过李开复的创新工厂，很景气，但他也说过现在中国年轻人若全凭自己创新创业，成功比例低。不要说给他们优惠政策了，只要少给国有企业优惠政策就可以。把资金真正投入银行贷款，再通过回报促使经济发展、尤其是服务业发展。　　稳定器与变化因数　　目前全球正处于变化阶段，中国又是变化的引擎。在李成看来，中国要做到政治和经济配套发展，政府需考虑与中产群体有更多妥协、默契、合作，如此才能在多变的时代背景下扩大中产群体，并发挥其积极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您曾提到中国已拥有最大规模的中产消费市场，这对中国和世界有哪些影响？　　李成：中国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消费大国对世界经济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中国海外旅游、包括奢侈品消费在内的购买力发展超过其他国家。从包括中国在内整个亚洲消费市场的崛起来看，改变着整个全球经济版图。　　在我主编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一书中就预计，到2030年，全世界最大的五个中产阶级消费国家中有四个在亚洲，中国排第二。亚洲之外只有美国位居第三。在亚洲四个国家中，有三个都是人口众多的新兴国家。　　上述这番变化将成为21世纪的主题，牵动社会、政治、经济蓝图的最大变化。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带来很多机遇和挑战——机会是全世界经济不断增长，而挑战是如何保证能源和环境。比如，加剧对水资源和其他能源的消费和争夺。整个世界经济板块的变化也将带来很多政治和立场上的冲突，而我们现在正处于变化的前期阶段。　　《财经国家周刊》：中产阶层的需求对社会发展有何影响？　　李成：中产阶级既是稳定因素，又是变化因素。　　一方面，中产阶级对大规模的腐败深恶痛绝，为维护自己权益不希望有不公正事情发生，要推进政治发展；另一方面又要稳定、不要革命。他们推进政治发展更多还是需要制度建设和和平途径来使他们的声音得到倾听、利益得到保护。没有大的偏差，他们都会希望在既有体制中发展。可以说，中产阶级在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上都能起很大作用，而且这也是一个多元化群体，囊括了体制内许多人。　　经济和税收政策不合理也会引发民意反弹。比如，若过早征收房地产税，会触犯房产拥有者的利益。而且关键在于，中产阶层认为承担减少贫富差距重任的应该是富人阶层。有些遗憾的是，中产阶层在前一段时期承担了很多责任。政府一定会通过一些政策机制来扩大中产阶层，而扩大中产阶层是中国长治久安最稳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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